孙学堂︱弘治诗唱和与明代文学复古的早期形态

郝润华 《李梦阳集校笺》书影，中华书局2020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6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李梦阳说“诗倡和莫盛于弘治”，除了指弘治后期诗唱和频繁举行且规模盛大外，还包含着对其宗旨和意义的高度评价。弘治诗唱和的积极推动者主要是乔宇、邵宝、储巏、王云凤，参与者包括翰林和郎署的众多官员，李梦阳、顾璘等人都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其中，求同存异，并未形成明确的宗派观念和阵营分野。时人普遍强调诗唱和在政治教化中的重要作用，虽不免“侈大其事”，却明显体现出弘治后期士气发舒、“古学渐兴”的时代气象。弘治诗唱和表现出鲜明的尚质、重道倾向，代表了明代文学复古的早期形态。

　　关于明代弘、正复古思潮发轫期的情况，以往研究主要以“前七子”在京师的聚合为线索，大致推测其文学活动[1]。其实，在弘治后期，明代士人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诗唱和，对此，李梦阳予以高度评价，可视为明代文学复古的早期形态。本文拟以弘治诗唱和为核心，考察其活动盛况、复古情怀和创作风貌，以期对明代文学复古的早期阶段做出更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

一、弘治诗唱和的盛况

 

　　正德六年（1511），李梦阳作《朝正倡和诗跋》，有感于几年来的政局变化和人事盛衰，发出了“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的感叹，谓“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并举出在朝任职的储巏、赵鹤、钱荣、陈策、秦金、乔宇、杭淮、杭济、李永敷、何孟春、杨子器、王守仁、边贡、殷鏊、都穆、徐祯卿、何景明、顾璘、朱应登等19人，且强调“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2]。次年，顾璘亦作《关西纪行诗序》，同样回忆弘治丙辰间诗唱和的盛况，说当时“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二三名公方导率于上”，然后举出乔宇、邵宝、储巏、王云凤四人，谓其“皆翱翔郎署，为士林之领袖，砥砺乎节义，刮磨乎文章，学者师从焉”[3]。当今研究者大都把他们所说的诗唱和盛况视为弘治朝复古派崛兴的前奏或准备[4]。

　　其实，由李梦阳、顾璘的表述可以看出：第一，直到正德前期，这两位“复古派”活跃人物并未形成标异于他人（尤其是所谓“茶陵派”）的阵营或宗派观念。储巏、乔宇、邵宝、何孟春等人与李东阳关系密切，王守仁有重道学之倾向，这些事实他们不可能不清楚，但并未因此就加以排斥。他们感念今昔，都没有以“派”自居、排斥异调的意识。第二，李梦阳自称“承乏郎署”，顾璘说储巏等人皆“翱翔郎署”，所言诗唱和似以“郎署”官员居多。但李梦阳也并未排除“诸在翰林者”，且李东阳弘治八年（1495）入阁，以阁老身份领袖诗坛，在他周围，诗唱和仍在继续[5]。清末陈田结合其他材料，提出“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之说[6]，虽然影响很大，但他关于时间的表述比较含糊，对于过程的描述则比较简单。事实当如杨遇青、何宗美等人所言，弘治后期的诗唱和参与人员众多，并不存在茶陵派与复古派的明确分界[7]。

李梦阳《行书五言诗扇面》，上海博物馆藏

　　把弘治时期的诗唱和活动称作“结社”[8]，似无不可，但因其人员众多，你来我往，此唱彼和，实不具备一般结社那样的群体稳定性。比如弘治十一年，王云凤出守陕州，送行者几天内举行了4次唱和、联句诗会，所存诗章署名者多达29人，正如邵宝为这些诗所写的《赠别诗序》所说，4次诗会“其人有同者，有不同者”，“盖数年以来赠别之盛，若是至矣”[9]。其中有些人的诗，提到了“社”或“盟”，如《春夜联句》诗中杭济说“漫从诗社怜虚席”、华昶说“白首交盟定不虚”[10]，张志淳诗说“诗社最怜盟主去”（《病中寡接昨始知有陕州之行数日耿耿枕上辏得数韵录上疏拙可愧冀照于词意之表也》）等[11]。《朝正倡和集》卷首赵鹤所撰序也说：“京师诸公复尚雅社……一时冠裳盛集。”[12]然而，他们说的“社”或“盟”，强调的是交谊之笃厚，实不具有“结盟”一词通常带有的排他性意涵，尤其不像五十年后的“后七子”那样彼此倾心结纳而排斥不同意见者。

顾璘、徐祯卿等《朝正倡和集》书影，《重修金华丛书》影印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李梦阳的《朝正倡和诗跋》虽然没有提到邵宝和王云凤，但他们唱和的“朋友圈”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弘治十一年送别王云凤的唱和诗会中，乔宇、储巏、赵鹤、杭济、何孟春、陈策、钱荣、秦金8人后来也都名列《朝正倡和诗跋》中，另外21人是王琼、陈钦、李赞、李贡、强晟、华昶、毛纪、石珤、邵宝、白钺、吴俨、靳贵、杨廷和、吴一鹏、毛澄、汪俊、陈璚、傅潮、彭桓、刘瑞、张志淳，其中多人可归入李梦阳说的“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之列。邵宝《世恩席上答诸公》评骘一时在座的唱和人物，论到的乔宇、杭济、秦金、何孟春、钱荣诸人，也都是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举出的诗友，而所举吴严、顾清、毛澄、吴一鹏则都是在翰林者[13]。

　　如果说弘治年间存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寻求其显著的表现形态，似非诗唱和莫属。而根据顾璘的说法，诗唱和的领袖人物或活跃分子，首先是乔宇、邵宝、储巏、王云凤，他们都是15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李梦阳、顾璘、边贡和弘治末及第的徐祯卿、何景明、郑善夫等人，则出生于15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诗唱和的积极参与者。

二、诗唱和寄寓的复古情怀

 

　　就活动之频繁而言，成化到弘治前期李东阳引领的诗唱和并不亚于弘治后期，李梦阳之所以认为“诗倡和莫盛于弘治”，把后者视为时代盛衰之分界，除了后者有大量郎署官员参与外，还与其时人们对诗唱和意义的不同看法有关。

　　据黄卓越考察，正统、天顺时期，馆阁文人的诗唱和基本属于“嬉戏行为”，只是“作了符合官方利益或官方原则的辩护”，“如遇致仕、外任、归探等，馆阁一般均有赋诗送行的惯例，在严肃的意图下显然带有某种轻松嬉戏的因素”；到李东阳时期，馆阁诸臣则演变为“更沉溺于公开化的倡和”，他们对唱和联句活动都怀着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重诗艺，“大力推崇文学性的出台”，另一方面又“对技术化倾向深表忧虑”；“一面是不可控制地流连于感受性浪潮之嬉戏中，一面还有待于找到一种新的解释方式来部分平复这种理智上已经成型的冲突”[14]。这个看法非常有见地。比如李东阳《会合联句诗序》谈及人生多难，友朋“聚散欣戚”，可以藉诗唱和活动相互慰勉，“节劳养志，宣幽导和”。诗唱和既具有心理疏导功能，又能承载参与者的精神志趣，作为将来“自见于世”或“感念畴昔”的见证。他主要从个体独善层面谈诗唱和的意义，因此特别注重分辨其与“嬉游豫乐”之差异[15]。

　　而邵宝的看法则不尽相同。他在《重阳会诗序》中说：“吾人之为会，非为饮食言笑，以流连光景之云也。考德将于是焉，观学将于是焉。使不假夫古者陈采出纳之遗而觇之，其何以资丽泽之益，而自别于群居终日者哉？由是观之，则所以为诗者，固非夸多骋速，搜异炫新，屑屑工拙间以启轻忌之端者矣。”[16]他强调诗唱和不为“流连光景”，与李东阳所言相似；而在“考德”“观学”的意义上阐发其重要意义，则更多表现出国家和群体的立场。更为重要的是，他所谓“陈采出纳之遗”，是主张在古盛世采诗、陈诗、纳言的意义上来考量诗唱和的功用。这便赋予诗唱和以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且表现出强烈的复古倾向。基于这样的认识，诗唱和便与技术性、艺术性的较量完全不同。与此相似，储巏《户部郎中王君若思省祭诗叙》说：

　　巏尝读诗，见先王盛时，群臣有事于四方，卿士大夫必咏歌其德业，揄扬其宠荣，章更什继，沨沨乎其音，所以著一时明良之盛，而鼓舞万世者也。今宇内无事，臣工优闲……诸君子宣上之所以宠若思并及其先者，形诸篇什，俾荒陬穷海之民，读其诗者皆欢然兴起观光帝臣之愿，则是诗之作岂小补哉……呜呼，风俗之移易，盖系于倡也。[17]

他描绘出一幅“先王盛时”的唱和景象，把自己的时代与古代盛世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复古意识。与单纯的“鸣盛”说不尽相同，储巏强调，诸公送行的唱和诗展现了朝廷的凝聚力，在民间将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因而具有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他的《爱直联句引》就一次送行的诗会议论说：“夫吾曹之饮，所以异于贩夫市儿者，正以文字酬酢焉尔。”并赞扬徐蕃“莅职谏署，每毅然论天下事；尤笃嗜文学，夙夜磨淬，期进于古人”[18]，也比李东阳的言说更强调社会担当和复古精神。

邵宝《东庄杂咏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李梦阳把这种论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弘治十八年，刚及第的徐祯卿给他写信说，愿与他像皮日休、陆龟蒙那样唱和往还，想不到引来他义正词严的批评。他的回信《与徐氏论文书》引《易·中孚》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强调友朋交谊的和同原则，谓：“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异。故同声者应，同气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趋，何则？感于入也。”“感于入”就是“其子和之”的象辞“中心愿也”[19]，指彼此之间至诚感孚、由衷默契。接下来，他反复征引圣贤之事，论述他心目中的诗唱和如何神圣：

　　昔者舜作《股肱》《卿云》之歌，即其臣皋陶、岳牧等赓和歌。当是时，一歌一和，足下以为奚为者邪？其后召康公从成王游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观诸风乎？浏浏焉其被草若木也，沨沨溶溶乎，草木之入风也，故其声輷砻轰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与人歌，善矣，必反而后和。何则？未入耳。今足下忘鹤鸣之训，舍虞周赓和之义弗之式，违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陆数子，又强其所弗入，仆窃谓足下过矣。[20]

他向往虞舜时期“明良喜起”的君臣赓和，而且用召康公作《卷阿》讽成王之事强调诗唱和应该干预政治。他还用“草木之入风”譬喻诗的化感功能，引《论语》所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21]之事，强调诗唱和应该具有的陶冶情操的教育作用[22]。这就比邵宝、储巏更进一步，赋予诗唱和以更为堂皇正大的意义，且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以兴复古学为己任的强烈愿望。

　　李梦阳这些话是针对徐祯卿重自我才情的诗学观而发的[23]，他进一步否定了诗唱和的艺术性和技术性特征，接下来说：“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崄，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庄诐、简侈、浮孚之界分也。”[24]由唱和推及对诗的普遍看法，认为诗必须从有德性的内心流出，不必斤斤于修饰和技巧。他认为韩孟、元白、皮陆那种“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的唱和是技术性、游戏性的，而不是发自相互感应的诚挚心灵。他还把皮陆唱和比喻为“入市攫金、登场角戏”，说他们见到“冠裳佩玉”的君子便会缩腕投竿而走[25]。

　　李梦阳这种张扬群体和同性、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的诗歌观念，与徐祯卿《谈艺录》树立的“歌诗”理想，所谓“格天地，感鬼神，畅风教，通庶情”及“广教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华之风，敦古朴之习”[26]很相似，都属于典型的儒家诗学观。站在这样的思想立场回看李东阳引领的诗唱和，艺术性和技术性的成分似乎太多，因而不符合李梦阳对于诗唱和的期待，这大概是他说“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的重要原因。当然不可否认，弘治诗唱和凝聚着他青年时代兼济天下的热情和复兴古学的理想，感慨今昔，发出这样的论断也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三、弘治诗唱和的整体风貌

 

　　邵宝、储巏、李梦阳等人对诗唱和期待都很高，但若以他们的意见指导创作，难免会落入与台阁体相似的窠臼。事实上，弘治诗唱和参与者的趣味并不如此单一。按顾璘的说法，弘治时储巏以《唐音》相倡，“分别唐代始、正、中、晚之格，指示后进，的有准绳”，而“又有姑苏陈霁为六朝诗，武昌刘绩、关中李梦阳为杜诗，各竞起”，在倾向上“杂出不专”[27]，艺术水平当然也参差不齐，但大家彼此都求同存异。《朝正倡和集》是一个不太典型的例子，其参与者有5人是弘治唱和的亲历者，但时间则到了正德六年[28]。更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弘治十八年与李梦阳有关的两次小型诗会。

顾璘《国宝新编》书影，明万历刻本

　　其一是李梦阳《赠闫子序》所谈到的一场送别诗会，参与者8人（不包括李梦阳），除后来《朝正倡和诗跋》提到的乔宇、储巏、王守仁、李永敷、徐祯卿、边贡6人外，另有陆深、徐缙2人。陆、徐当时在翰林院任职，与李梦阳关系都很密切。这些赋诗送行的人都名声赫赫，而被送的“闫子”应为阎允中，因为他是李梦阳的朋友，所以送行者也都视他为朋友。李梦阳在文中借徐祯卿之言宣扬了“同气则求，同求则义，同义则久”的观念，强调他们的唱和是“同声而因义”[29]，即大家对于“闫子”，持“因其友而友之”的态度。这正体现了当时人们较为开放的文化心态，这也是刘瑾乱政之前诗唱和的普遍特点。

　　在这次唱和诗会中，边贡所赋“郊月”诗可以从《华泉集》中找到，即《赠阎允中》，诗云：“郊月隐寒树，喔喔霜鸡鸣。翩翩随阳鸟，悠悠惮遐征。客车履晨发，迤逦逾层城。清川带长薄，绿芜萋以荣。江路东南驰，行子慕修程。金陵帝王宅，佳丽夙遗名。吴观霭岧峣，晋丘亦峥嵘。凭轩一回眺，千载有余情。”[30]这首诗抒情意味较浓，但多处化用古人的意象和语句，学古痕迹较重。如“清川带长薄”直接用了王维《归嵩山作》的句子[31]；“郊月隐寒树”化自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刘太尉伤乱》“白日隐寒树”[32]；“江路东南驰”化自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江路西南永”[33]；“金陵帝王宅，佳丽夙遗名”化自谢朓《鼓吹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34]。整首诗风格近齐梁，气调比较舒缓，李梦阳称之曰“冲”[35]。

王士禛选《华泉先生集选》书影，清康熙刻本

　　储巏所赋的“秦关”，是《柴墟文集》卷二所收的《送人官江东》：“客有秦关念，江东一舸迟。路冲鸿雁去，身与菊松辞。山水供多暇，功名及壮时。登临怀李白，时寄凤台诗。”[36]诗系五律，既有对对方高洁情操的赞美，又勉励他及时树勋，诗风淳朴，李梦阳赞之曰“雅”[37]。

　　陆深所赋“金陵”，应该就是《俨山集》中的《金陵行》，诗云：“钟山郁嵯峨，冉冉朝出云。昔日秦始皇，于此埋黄金。埋金空复尔，千载悲叹深。石头绕其右，长江亘其阴。我祖造帝业，此地遂发灵。双观切云霄，宫殿何森森。下有高楼台，甲第贲丹青。缙绅罗其中，白马扬金铃。山川此都会，登眺亦峥嵘。送君金陵去，歌我金陵行。”[38]诗有怀古意味，效建安风格，李梦阳赞之曰“概”[39]，有气骨的意思。但该诗收尾似嫌草率。

　　由上述三诗可见，弘治诗唱和参与者的艺术趣味并不单一，也未被重政治教化的观念所束缚。李梦阳虽然赋予它“同声而因义”的内涵，但何者为“义”，除了他说的“因其友而友之”外，在诗中并无明显体现，似乎人们更多关注或满足于唱和活动本身，并不一定要将所写的内容限定在某一理念之上。

　　其二是李梦阳、刘麟等人在京师送别朱应登的小型诗会。李梦阳《章园饯会诗引》记其事，唱和诗可以找到朱应登《章氏园留别李户部梦阳刘户部麟边太常》、边贡《章氏园饯别升之分得木字》及梦阳本人《章氏芳园饯朱应登》。正如李梦阳文中所说，朱应登和边贡的诗在艺术风格上都近六朝[40]。边贡诗开头的一段写景：“中园飞雨过，逍遥散遐瞩。青云荫华榱，回飙撤炎燠。百卉何葳蕤，芳菲鲜如沐。”[41]意象和字句锤炼生新，近谢灵运。朱应登诗开篇写景：“繁阴散朝雨，柔禄（绿——引者校）敷广堂。鸳鸾织窗箔，藻缋错文梁。循除夹衡皋，嘉木荫千章。初旭浮其颠，郁郁何苍苍。”[42]颇近陈、隋绮错婉媚之体。李梦阳诗云：“细雨林塘花可怜，况有美酒斗十千。见日玄蝉元嘒嘒，含风绿筱自娟娟。朝廷岂料更新主，尘世难逢感昔年。纵倒芳尊不成醉，别怀忧绪两凄然。”[43]明丽爽朗，近盛唐风调。虽然是“同气相求”的唱和，可诸人的艺术趣味存在不小差异。

朱应登、顾璘等《夜集联句》（1），故宫博物院藏

朱应登、顾璘等《夜集联句》（2），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以重气格、尚简古为标准评判，边贡和朱应登的诗实在有“文胜”之嫌。这说明此时李梦阳《与徐氏论文书》倡导的诗学观并未得到诸人响应。与此同时，李梦阳在《章园饯会诗引》中也表达了劝诫之意，说：“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习、是尚……大抵六朝之调凄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诗》云：‘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择而取之，存诸人者也。夫溯流而上，不能不犯险者，势使然也。兹欲游艺于骚雅、籀颉之间，其不能越是以往，明矣。”[44]所引《诗经·鹤鸣》三句，据朱熹注，乃“言爱当知其恶也”[45]，李梦阳以此提醒朋友们不要全盘接受六朝诗风，勉励他们“溯流而上”。由此亦可见李梦阳的复古意识和方向感比边贡、朱应登更清晰、更明确。换言之，诗唱和的众多参与者虽然沉浸在古学复兴的浓厚氛围中，却并无李梦阳那样清晰的方向感。

四、明代文学复古的早期形态

 

　　李梦阳诗富有唐音古调，但所写的“别怀忧绪”与其强调的政治教化有何关系呢？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沉浸在兴复古学、再造盛世的时代激情中，过于夸大了诗唱和的意义和功能。弘治十六年，王九思回乡省亲，有联句唱和之会。孙绪《无用闲谈》记载，他当时年少“居末坐”，储巏有句曰“诗许夺袍供戏彩”，孙绪对云“腹藏充栋未题签”，储巏“喜甚”；随后共谈《史记》，乔宇有句云“午夜卷舒惊落蠧”，孙绪应声曰“当年辛苦费雕虫”，储巏起执其手，喜曰：“吾当让子一头地。”[46]可见他们的唱和主要还是考较参与者的才思。张凤翔作《送王内史归省五首》，在小序中说自己的诗“架屋叠床，不免贻笑识者”，并说：“乃若侈大其事，而冠以雄文，则有李空同、康对山二大方家在矣。”[47]这不仅是说康海和李梦阳文笔老到，更是说他们善于将日常的话题提升到国家政教高度，予以堂皇正大的阐发。李梦阳等人对诗唱和意义的强调，实有“侈大其事”的嫌疑。崔铣为李梦阳所撰墓志说他中进士后，“簿书外，日招集名流为文会，酬倡讲评，遂成风致”[48]，也主要是将他们的唱和描述为文人习气。

明刻本《空同集》书影，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说诗唱和完全无益于政教当然也是不对的。李梦阳正德间所作《熊士选诗序》，深情地缅怀弘治朝的盛世光景，谓“治体宽裕，生养繁殖，斧斤穷于深谷，马牛遍满阡陌……可谓极治”，然后说：“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则振佩，出则鸣珂，进退理乱弗婴于心。盖暇则酒食会聚，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赜剖，乃咸得大肆力于弘学。”[49]在此，他把时代升平、君臣和谐与诗唱和繁荣的关系说得更为清楚：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只有制体宽裕、物阜民丰，士大夫才有可能专注于研文论学。如果进一步认为可以靠诗唱和实现再创盛世的理想，则是颠倒了二者的因果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士大夫是否能够肆力于文史学术，却是占验治体是否宽裕、士气是否高扬的重要标志。弘治朝诗唱和之盛，说明其时士气发舒；士人群体愈进取求治，则距盛世理想之实现愈近。《朝正倡和集》中李梦阳、赵鹤之序及朱应登的“记事”之所以普遍致慨于弘治诗唱和的“和平温裕之美”，而不满于当时（正德六年）的“忧谗念归之词”[50]，正是出于这个缘故。何况文史学术对于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正如邵宝《长兴县儒学重修记》所说：“人才风俗，天下之元气也，而学也者，实培植之地。”[51]从这一意义上说，士大夫能“大肆力于弘学”，其意义是不容小觑的。

邵宝致顾璘札，嘉德拍卖图录2015

　　上举邵宝、储巏、李梦阳关于诗唱和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作为诗唱和的引领者，他们有意引领刚健明朗的文风，虽或不免“侈大其事”，却正体现着弘治后期士大夫的时代精神。且他们的主张归结到实处，主要就是诗文要简质，以便合乎世用。弘治十八年五月，徐祯卿作《与朱君升之叙别》，以“志节”为人生第一追求，反思南方文士作文好炫弄辞采、做官好因循自饰的习性，强调做人要重“气节”，诗文要尚“气格”，并从天地精神和国家治理角度反对“词章陆离”，全面否定了“斗丽夸富”的时下文风，认为其“虽不作可也”[52]，表现出的崇古尚质倾向与李梦阳完全一致。刘麟《与蒋子谭文》清晰地阐发了“右文”与“尚质”的关系，认为之所以要“右文”，是因为朝廷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文章，“藉之以辅养德义则重经筵，纪载谟烈则隆国史，祭飨郊庙则严祠祀，播告寰宇则饬诏令，献替可否则备章疏”，“以至铨衡人物，出纳财赋，申明典章，修和礼乐，陈师鞠旅，明罚敕法”等等，无不需要“适于世用”之文；而文要适于世用，则必须“驱浇漓诡异之习，以回深厚淳古之风”[53]。文学复古思潮正是持着这样的意图展开的。弘治诗唱和既是政体宽裕、物阜民丰的结果，也是朝廷“右文”且“文治蔚兴”的标志；诗唱和的引领者也就是复古思潮早期的代表——有必要再次强调：他们首先是储巏、乔宇、邵宝、王云凤，其次才是李梦阳、顾璘等人。

刘麟《诗翰帖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相对于李东阳主导下的诗唱和及《怀麓堂诗话》表现出的重体格声调、声色意象的倾向而言，弘治诗唱和在创作上未见明显不同，师法古人的倾向都比较明显。而就引领者的主张而言，在文与质、艺与道之间，弘治诗唱和则表现出更鲜明的尚质、重道的倾向。从宋末严羽到晚明胡应麟、许学夷，可以寻绎出一个宗唐复古、重视体格声调的论诗传统，李东阳、李梦阳也构成了这一传统的重要环节。而作为诗唱和的引领者，李梦阳对李东阳诗论中尚文、重艺的一面实有明显的修正和反拨[54]。只是他们对文质关系的理解整体来说都颇为辩证，如徐祯卿《谈艺录》所说，不可单凭“削文”“去末”以达到“拯质”“返本”之目的，“由质开文，古诗所以擅巧；由文求质，晋格所以为衰”，故在创作实践中期望“绳汉之武”，而不欲“宗晋之体”[55]。

唐寅绘《王公出山图》徐祯卿题诗，故宫博物院藏

　　文学史上很多人把明代文学复古视为“盛世”之产物，这只有就弘治诗唱和而言才是名副其实的。弘治十八年，徐祯卿、殷云霄、孟洋、崔铣、魏校、徐缙等一批新人及第，古学复兴思潮的人才储备臻于鼎盛，但不幸孝宗病逝，随着武宗即位、刘瑾乱政，在阴森恐怖的政治气氛中，人们不再有心存天下、慷慨以古学自任的心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公开的诗唱和活动迅速减少，按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的说法，“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诲，重足累息而前，诸唱和者亦各飘然萍梗散矣”[56]。文学复古思潮虽然还在继续，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注释

[1] 参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三章《复古运动第一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及发展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7页；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二章《台阁模式的衰降与七子派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116页；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第二章《前七子文学集团的组成及其活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71页。

[2][20][22][24][25][35][37][39][40][43][44][49][56] 郝润华：《李梦阳集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859—1860页，第1911—1912页，第1912页，第1912页，第1912页，第1723页，第1723页，第1723页，第1791页，第1036页，第1791页，第1689页，第1860页。

[3] 顾璘：《息园存稿·文》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如廖可斌引李梦阳之言，证明“复古派诸子还常与茶陵派成员互相倡和”（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68页）。徐朔方、孙秋克认为，前七子都参与了诗唱和，由李梦阳“古学渐兴”之语“可以看到复古主义发展的一点苗头，不过当时还是同僚酬赠的性质，没有正式形成流派”（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郑利华认为，“七子多位人士和七子集团一些重要成员”都参加了诗唱和，并据此推断前七子复古活动发轫于弘治十一年（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第56页）。

[5] 黄卓越《论明中期文权的外移》（《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对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繁荣有所论述，认为：“弘治文学振兴活动中实还包含两个层次上的人，即一是翰林人士，届时也有多人参与其中，甚至连复古派中最知名成员即有王九思、康海属翰林出身。二是一同倡和的还有所谓的‘茶陵’派中人，或流派归属不甚清晰者，其中也含郎署成员。但当时并未有后来如此犁然清晰的流派界限……郎署成员毕竟已于此文学振兴活动中乘间而起，并顺势于后期逐渐支配了这场文学运动的导引权。”关于李东阳主持或参与的诗唱和，参见钱振民《李东阳年谱》弘治十一年七月、弘治十二年九月、弘治十六年三月诸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58、173页）。

[6] 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5页。

[7] 杨遇青认为，李梦阳与储巏等人酬唱融洽密切，表明“在弘、正兴替之际，茶陵派和复古派的分化是虚构的历史问题。李梦阳和李东阳的其他弟子一起唱和，相互影响，掀起相对于‘时文’的古学复兴”（杨遇青：《嘉靖前期文学思想研究》，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茶陵派”也是后人虚构的流派概念，参见何宗美：《茶陵派非“派”试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8] 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上册第三章《复古派文人的结社倡和》及下册《前七子结社》条（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211页，下册第112页），落实到结社的成员，仍以李梦阳《朝正倡和集》谈到的19人为主。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0、72页）据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状》和《列朝诗集小传》杭济小传中“结社”字样，列出“康海诸人结社”“李梦阳诸人结社”二条。而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和《明代的文人集团》（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512、518—610页）都没有列前七子，这是很有意味的。

[9][10][11] 王云凤：《博趣斋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第232页，第237页。

[12] 顾璘辑：《朝正倡和集》卷首，黄灵庚、陶诚华主编：《重修金华丛书》第1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13] 邵宝：《容春堂前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128页。

[15] 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2卷，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6—77页。

[16] 邵宝：《容春堂前集》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18][36] 储巏：《柴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77页，第486页，第407页。

[19]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页。

[2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页。

[23] 徐祯卿之所以引皮陆自比，与吴中尊崇皮陆的文学传统有关。弘治十六年，文徵明与徐祯卿洞庭唱和诗合刻为《太湖新录》，序中，文徵明便以继承皮陆的“风流文雅”自豪。参见崔秀霞：《徐祯卿、李梦阳论辩考析》，《时代文学》2009年第3期。

[26] 范志新：《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5、790页。

[27] 顾璘：《题批点〈唐音〉前》，杨士弘编选，张震辑注，顾璘评点，陶文鹏等整理：《唐音评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8] 关于“朝正倡和”的具体情况，参见孙学堂：《〈朝正倡和集〉与徐祯卿集外诗》，《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29] 郝润华：《李梦阳集校笺》，第1723页。李序中说：“海陵储子赋‘秦关’，重去乡也。浙王子赋‘亮暗’，国时有丧也……济南边子赋‘郊月’，淞陆子赋‘金陵’。”这段话为考据诸人所作诗提供了线索。据“国有丧”可断定诗会发生在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去世后。能找到的三首诗都写秋景，故送别时间在弘治十八年秋。作为姓氏，“闫”与“阎”同。据李序，“闫子”是梦阳在关中的朋友；据边贡所赋“郊月”之诗，知其字允中。又据王九思《明故奉训大夫四川顺庆府蓬州知州阎君允中墓志铭》，知阎侃字允中，弘治八年举人，正德六年任滁州知州（王九思：《渼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120—122页）。

[30][41] 边贡：《华泉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8页。

[32][33][34]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5页，第1259页，第1331页。

[38] 陆深：《俨山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52] 朱应登：《凌溪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第403页，第498页。

[45] 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1页。

[46] 孙绪：《沙溪集》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张凤翔：《张伎陵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第365页。

[48] 崔铣：《崔氏洹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450页。

[50] 《朝正倡和集》卷首赵鹤序说：“忆弘治间，京师诸公复尚雅社……抽思骋辞，唱妍酬丽，无颇僻跼蹐之嫌，有和平温裕之美。” （黄灵庚、陶诚华主编：《重修金华丛书》第150册，第280页）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说“其诗顾多忧谗念归之辞”（郝润华：《李梦阳集校笺》，第1860页）。

[51] 邵宝：《容春堂前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 刘麟：《清惠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 黄卓越《明弘正间审美主义倾向之流布》（《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论及李梦阳、徐祯卿在文质问题上对李东阳的反拨，认为从台阁体到七子派，“先是早期的质胜于文，再是弘治时期出现的文胜于质，终至二者趋于相对平衡”。该文把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在弘正间诸人的努力下，确立了以声（律）、情、色（即比兴）、格（调）等命题为核心的新的诗学体系，而且，几乎是诸种要素均在七子派处获得了更为有力、充分的强调”。从弘治时期来看，这一结论似可商榷。

[55] 范志新：《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第762页。一般认为，《谈艺录》作于徐祯卿及第前，但其中表现的复古思想与李梦阳颇为相似。进一步的论述，参见杨遇青：《论“古学渐兴”与复古诗学的原初意义》，《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视角下的明代文学复古研究”（批准号：14BZW061）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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